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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构建预防为主的大健康体系

2015-05-18 11:15 信息来源:博奥检验 我要分享:
摘要

“如果能够在现行医疗模式下,引入‘治未病’这一缺位体系,将心血管、糖尿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筛查、超早期诊断和亚健康调理及...


  《瞭望》新闻周刊是新华社主办的中国大型时事政经新闻周刊,发行量一直位居内地时事新闻周刊首位。该刊物是中国最早详尽报道国家高层决策信息的刊物,体现了“高层决策信息、热点深度报道、专家权威论坛、全新知识背景”的影响力,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及研究机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2015年5月12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名为“构建预防为主的大健康体系”的文章,原文如下:




  “如果能够在现行医疗模式下,引入‘治未病’这一缺位体系,将心血管、糖尿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筛查、超早期诊断和亚健康调理及时推向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缓解医疗压力、降低社会医疗成本。”

  “截止到今年4月15日,全国使用耳聋基因筛查芯片筛查的总人数已达120万人,这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使用分子检测技术对遗传性疾病所做的筛查。”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程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筛查结果显示,我国的耳聋基因携带人群庞大,虽然这些耳聋基因携带者大多表现为听力正常,但在特定条件下就会发病造成听力残疾,或者在下一代人身上发病。然而这些都还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

  《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的统计也显示,在我国新生儿中,每年新增先天性听力障碍约3.5万例,并且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及环境因素造成耳聋的幼儿也在以每年3万例的速度递增。而每年这新增的6.5万聋儿中,有80%~90%是出生在听力正常的家庭。

  “虽然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耳聋基因筛查,但100多万人在14亿中国人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防治遗传性耳聋,全社会还需要做出更大努力。”程京认为,在我国现行的医疗体系中,“重疾病救治,轻预防和康复”的现象仍很普遍,应加强对疾病的预防,真正从源头上遏制慢病及出生缺陷的攀升,切实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三大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有了极大提升。但近年来,像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重大慢病发病率呈大幅攀升态势,慢病群体人数接近美国和俄罗斯总人口。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已有糖尿病患者1.14亿,占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的1/4;心血管病的发病人数持续增加,其中仅高血压患者就有2.7亿;慢性阻塞性肺病在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总体发病率为8.2%;2014年我国新增癌症患者达312万人,其中肺癌发病率高居全球之首。大量慢病人群的出现使我国进入慢性病高负担期,呈现“患病人数多、患病时间长、医疗成本高、服务需求大”的特点。

  同时,迅速到来的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患病老人数量的增加不仅使个人、家庭承受沉重的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也使我国医疗系统压力剧增。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人口迅速老龄化可能使我国慢病负担增加40%;而慢性病治疗费用就占我国医疗费用的80%。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还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的统计,目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从1996年至2012年,在医疗条件最好的北京市,常住人口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从1996年的千分之五上升到了2012年的千分之二十,增幅接近400%。

  针对全民健康领域出现的新动向,我国持续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但现行的医疗体系中,“重疾病救治,轻预防和康复”的现象仍较普遍,特别是对疾病预防的忽视,很难从源头上遏制慢病及出生缺陷的攀升。

  据了解,我国的恶性肿瘤治疗生存率仅为30%,与日本的68%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预防体系不完善,很难发力。

  “如果能够在现行医疗模式下,引入‘治未病’这一缺位体系,将心血管、糖尿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筛查、超早期诊断和亚健康调理及时推向应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缓解医疗压力、降低社会医疗成本。”程京强调说。

  将“治已病”转向“治未病”世界卫生组织对影响人类健康的众多因素所进行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占15%,膳食营养因素占13%,社会因素占10%,气候环境占7%,其他后天因素如运动习惯和生活习惯等占47%,而医疗因素仅为8%。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显示,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当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四大主要疾病。这四类疾病外部致病因素相似,包括环境污染、膳食不合理、缺乏运动、心理压力大、吸烟酗酒等。

  受访专家及业内人士认为,针对当前全民健康中存在的问题,关键是通过技术和行政手段将疾病的源头控制作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未病”大健康体系。

  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体系是降低社会医疗成本、解决医改难题的突破口。我国很多医院都在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死亡率,却没有很好地考虑和采取行动降低发病率。世卫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要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即预防上多投1元钱,治疗就可减支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美国经过20年研究发现,90%的人通过健康管理和教育,能把医药费降低10%。

  程京认为,将“治已病”的思路转向我国传统医学“治未病”理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让“不生病、少生病”与“治好病”并重,才能使全民的健康得到更有效保障。这也符合近年在国内外风行的转化医学“4P模式”,即疾病的预测、预警、个体化诊疗和公众参与。他举例说,一个孩子出生后,如果通过检测知道其患高血压的风险高,家族也有病史,那么家长就可以在配餐时注意少盐,养成清淡口味,降低成年后患高血压病的几率。日本就是通过这一简单方式将高血压导致的脑卒中发病率降低了80%。

  “在上海最可怕的疾病就是出生缺陷。由于不重视婚检,很多疾病早期没发现,这会给家庭造成巨大负担。”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教授强调说,“一定要进行产前检查。通过基因检测,进行产前诊断和检查,就能够避免不幸的发生。”

  受访专家表示,以百姓为目标的大健康体系是建成实现小康社会、打造“健康中国”的重要内涵。“全面小康”不是一个物化指标,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健康指标。只有拥有健康的精神和体魄,提高生活质量,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才能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早日实现全面小康。

  加强顶层设计构建“治未病”大健康体系核心是技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构建“治未病”大健康体系的技术基础。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由我国前瞻布局、依托于清华大学成立的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简称“博奥生物”),经过15年的潜心发展,已成为国内基因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在国际生物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世界第一张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芯片、第一张疾病预警专用芯片、第一张“三高”(血糖、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检测芯片、第一张结核耐药检测芯片、第一张非典病毒检测芯片等多个“世界第一”,都出自博奥生物。目前,该企业已研发了25种生物芯片和23种医疗仪器设备,拥有232项全球授权专利,其中系统化生物芯片和相关仪器设备的研制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研发的生物芯片扫描仪多项关键指标高于国外同类设备,打破了一直以来国外对我国高端生物检测仪器的市场垄断,并实现了中国生物芯片技术和产品首次向美国的转让和批量出口欧洲、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程京院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如果对全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进行耳聋基因检测,每年可预防约48.7万人耳聋的发生。他表示。随着基因芯片等分子诊断技术的发展,对诸如遗传性耳聋、地中海贫血等多种遗传缺陷疾病能够做到可防可控。通过干预和治疗,可避免不幸的发生或减弱恶性影响,也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公共卫生资源(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沈晓明测算,一名聋儿一生要耗费社会卫生资源 70 万元)。

  据了解,博奥生物自主研发的部分产品,如用于肠道细菌感染的快速检测生物芯片系统等已配备海军空军等部队,显著提升了我军应急卫勤保障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等专家认为,“治未病”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平台军地通用,如果不予以重视或危及我国生物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和国防安全。

  近年来,大健康作为一种理念同时也作为一个产业在全球迅速发展并广为民众所接受。在欧美发达国家,健康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美国,健康服务业是第一大产业,其2012年的卫生总费用达到2.7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7.9%,居世界第一。美国的健康服务已经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几乎所有的健康服务都可以在家、在社区、在手机上轻松获得。反观我国,2012年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为5.36%。这些数字反映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健康产业投入产出上的巨大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国发展大健康产业的巨大潜力。

  曹雪涛等专家也认为,预防未发疾病的全民健康服务产业,可以转化为新的消费热点,初步统计这个市场规模每年在10万亿元以上。而且,大健康产业具有高附加值、低污染、大纵深、造福广的特色,很适合作为一个增长极来带动经济发展。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上看,我国亚健康人群超过7亿人,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42亿,占总人口的15.5%,包括各类传染病在内,每年医院门诊量超过30亿人次,这样的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

  程京认为,目前我国发展“治未病”大健康产业,技术、市场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最大难点在于政策和机制。

  程京等建议,应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中国政府主导的“黄帝计划”——源于《黄帝内经》之精髓,即治病如治国,要未乱先治,使全社会都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全民健康事业中,争取使我国慢病发病和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趋势尽快达到下拐点;对于具有前瞻性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等加大研发投入,掌握控制核心技术,防止受制于人。如加大对便携式装置、可穿戴监测设备、国家大健康样品库和数据库建设的重点投入等;有重点地扶持基础好、有条件的创新企业,在全球打造代表中国的国际品牌,改变目前对创新产品沿用低效甚至无效的物价审批政策和医保政策,增添企业创新动力。

  同时,建立健全国民健康教育体系。汲取日本、美国等在慢病防控方面的成功经验,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强化开展公共卫生知识、法规的普及和宣传教育。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37658